山海经序言(2/5)
《山海经》是在汉哀帝元年(公元前6年)由刘向、刘歆父子带领一批校书大臣校订而成。至东晋初年，郭璞用文字、训诂的方法，从玄学、神仙学方面对其加以注解并完成《山海经》18卷定本，使《山海经》这一旷古奇书得以完整。南朝后梁张僧繇绘制了《山海经》图，北朝后魏郦道元在注《水经》时对《山海经》一书征引阐发。此外，这一时期的地记、志怪书籍大量征引并使用《山海经》的材料。唐宋时，《山海经》被视为地理书，北宋《崇文书目》将《山海经》列入史部地理类。这一时期，《山海经》作者“禹益说”受到了质疑。《通典》云“《禹本纪》、《山海经》不知何代之书，恢怪不经，疑夫子删诗书后尚奇者所作，或先有其书，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。”继《通典》之后，尤褒更明确地把《山海经》“定为先秦之书，非禹及伯翳所作”。南宋时，《山海经》地理书性质的认定开始出现动摇。
明代杨慎《山海经补注》1卷、王崇庆《山海经释义》18卷，多从文学欣赏方面阐发《山海经》的价值。清朝的吴任臣是继郭璞之后对《山海经》做全面整理的第一人。他的《山海经广注》对历代流传的原文进行了全面校正。清代乾隆时代的毕沅主要从文字学、音韵学、训诂学、历史学等方面考订经文。郝懿行（1757—1825）综合吴任臣、毕沅两家之长，对《山海经》文字、篇目进行考证，清除了经文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文字障碍，他所著《山海经笺疏》成为今天流传最广的高质量《山海经》注本。这期间编辑的《四库全书》将《山海经》收入子部家类。在地理考释方面，吴承志所著《山海经地理今释》认为，《山海经》范围超出当时国界，涉及朝鲜、日本、俄罗斯、阿富汗等邻国。清代之后，顾颉刚、谭其骧是对《山海经》研究贡献最大的学者。
20世纪以来，从事《山海经》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，成果迭出。为适应《山海经》研究的发展形势，1983年12月在成都举办了“中国《山海经》学术讨论会”，有10多个省区的60多位学者参加。这是第一次《山海经》专题研究会议，标志着《山海经》研究队伍已经形成。1986年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《山海经新探》，该论文集共收论文27篇，大致依照地理、民族、神话、科技、综论的顺序进行编排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世纪各正式学刊发表论题含有《山海经》或其篇目名的学术论文172篇，其中外国学者6篇。1980年和1985年，袁珂《山海经校注》、《山海经校译》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1991年徐显之《山海经探原》由武汉出版社出版。
进入21世纪以来，《山海经》研究出现了，人们运用多种手法，从《山海经》文本的整理与校注，到其作者、成书年代、篇目、版本、图文的关系、价值及其地理范围等各方面展开了全面研究。国内学界连续完成了多部研究《山海经》专著如丁振宗《破解——古中国的x档案》(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)，马昌仪《古本山海经图说》(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9月)和《全像山海经图比较》(学苑出版社2003年8月)，王红旗《经典图读山海经》(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)，郭郛《山海经注证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)，张步天《山海经解》（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7月)、《山海经概论》(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10月)，叶舒宪等著《山海经的文化寻踪——“想象地理学”的东西文化碰触》(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)。
国外学者对《山海经》的研究也开展得如火如荼。早在1839年，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首任汉学讲座教授巴赞（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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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曾专门撰文考察其宇宙结构学。1892年，荷兰学者古斯塔夫·施勒格尔（gutavhege）研究了《